在古代，医疗条件极为落后，卫生观念也十分原始。加上时局动荡，战乱频繁，传染病的蔓延成为了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。尤其是面对一些高危传染病，比如天花、霍乱、鼠疫等，它们的蔓延不仅威胁到社会的稳定，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。因此，如何有效控制这些传染病的蔓延，尽可能减少损失，成为了每一位医生，尤其是传染病学家的重大难题，几乎是历史上所有医者所不得不面对的课题。 明朝末年，国家处于极其动荡的状态。李自成、张献忠等起义军四起，满清的八旗军在关外虎视眈眈，而朝堂上的东林党与阉党争斗不断，内外夹击使得整个国家的命运岌岌可危。更为悲哀的是，崇祯帝的威严并未带来强有力的治国手段，许多忠臣良将要么战死沙场，要么死于权力斗争。就在国家前景堪忧之际，一场百年一遇的瘟疫突然爆发，且蔓延迅速，几乎覆盖了整个东部地区。从河北到浙江，都是疫情的重灾区。这些地方不仅是人口聚集地，更是国家财政的核心所在。大明帝国已经四面楚歌，再遭如此灾难，生死也许只在一念之间。 然而，尽管瘟疫肆虐，战争还是必须继续。在如此危急的时刻，皇帝无可用将，而只能将被冤枉下狱的孙传庭重新召回，并指派他迅速整军备战，打击起义军，恢复朝廷的控制。 孙传庭本是位高尚且英勇的将领，然而他所面临的困境极为艰难。军队资金匮乏，士兵人数不足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瘟疫又横扫而来。军队的人口密集，流动性强，因此成了传染病传播的温床。如果瘟疫在军营蔓延，将会对战斗力造成毁灭性的打击，甚至可能让整场战争付诸东流。 就在此时，一位名叫吴有性的江湖郎中走进了孙传庭的军营。吴有性，字又可，他的身份并不显赫，但却凭借过人的医学才智为孙传庭的军队带来了希望。 吴有性的经历并不为人所知，但据说他曾是孙传庭军中军医官的弟子。根据一些流传下来的说法，吴有性接替了死于瘟疫的老师的职位，成为了军中的主要医疗负责人。如果这一说法属实，那么我们应当感激那位先师，正是因为他的招募，吴有性才得以走上为中国乃至世界传染病学做出贡献的道路。
展开剩余60%在加入孙传庭的军队之前，吴有性已经对瘟疫有了一定的认识。他发现当时的许多医生仍然固守《伤寒论》中的理论，认为瘟疫不过是六淫所导致的，与伤寒本质相同，因此治疗方法也遵循治疗伤寒的套路。然而，吴有性并未盲目遵循这种做法，而是通过自己的观察与思考，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。他意识到，瘟疫与伤寒有本质的不同，因此使用相同的治疗方法必然效果有限，甚至可能加剧病情。 吴有性很快意识到，军营是最容易滋生瘟疫的地方。一旦营区中有患者没有得到及时隔离，疾病就会迅速蔓延。但如果能够立即将患者隔离，瘟疫的传播就能够得到有效遏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果断采取了行动，将所有发病的士兵集中管理，并要求所有医务人员戴上湿毛巾，遮掩口鼻。奇迹般的效果很快显现出来，大军中的发病率急剧下降，几乎没有大规模的传染。而那些佩戴湿毛巾的医务人员，也几乎没有像他的老师那样因病去世。吴有性的措施挽救了无数生命，避免了更严重的灾难。 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，孙传庭准备出征，吴有性也完成了自己的防疫工作。然而，在战事即将展开之际，吴有性谢绝了孙传庭的邀请，选择继续他的游医生活，远离战场和政治漩涡。 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，那么它无非是一个成功控制瘟疫传播的案例，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，不足为奇。然而，吴有性的故事并没有就此消失。他在此后写下了《温疫论》，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：瘟疫绝非六淫所致，更不是伤寒的变种，而是一种由异气引发的疾病。吴有性在书中指出，这种异气通过疬气的形式在人群中传播，疬气是一种具体存在的物质，传播与气候、地理和时节紧密相连。正是这种物质的传播引发了大规模的传染病。 这种观点与现代的流行病学理论惊人地相似。我们今天知道，流行病是由病原体引起的，这些病原体通过空气、水源等方式在人群中传播。并且，气候、温度等自然因素对病原体的传播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。然而，这一科学理论直到十九世纪才被巴斯德等人提出，而吴有性早在十七世纪就已提出了与之极为接近的观点，领先了欧洲整整两百年。 有了这一理论基础，吴有性为防疫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。他主张尽早隔离患者，并且要求患者去世后立即火葬，同时烧毁患者生前使用过的物品，这种做法与现代传染病防控的理念高度契合。在治疗方面，吴有性还提出了自己的方剂——达原饮，主张通过此方让邪气从病人体内迅速散发，从而治愈疾病。这个方剂在后来的抗瘟疫过程中，被广泛应用，甚至在三百多年后的非典抗疫中也曾被重新提起。 如果没有孙传庭的军营，没有那场疫情，吴有性或许只是一位普通的郎中，医术高超，但名不见经传。然而，他的《温疫论》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伤寒理论，为温疫学派的诞生奠定了基础，后来由叶天士等人进一步发展。遗憾的是，吴有性最终并未看到自己学说的广泛传播，明朝的灭亡也使得他的学说未能得到充分的认同和推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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